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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下半年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本质上是对货币乘数进行影响（希望提高货币乘数），因为按照基本学理，货币乘数与存款准备金率成反比关系，或者简单地理解为：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后，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减少而可贷资金增加，因此货币供应可以增加。当然，货币乘数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体系中并不是一个外生变量，所以上述机制只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的逻辑推演。

另外，如果从公开市场交易的产品形式来看，则可以分为现券交易和回购协议交易。一般情况下，央行运用现券交易可以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和货币总量，进而实现对利率走势的引导。央行的回购协议交易主要是为了对冲上面所讲的由于外部因素造成存款准备和基础货币变化的临时影响。回购协议可以分为正回购和逆回购两种，正回购和逆回购的定义也是相对的，中国是从央行角度定义的，美联储的回购协议是从交易商角度定义的，所以美联储所说的正回购和逆回购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定义是相反的：美联储的逆回购操作是美联储回收流动性的操作，而美联储的正回购则是释放流动性的操作。

更进一步说，中产之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也包括权利层面。大到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权利，小到撤换物业的业主权利，对很多中产来说都是悬空的。很多时候，他们和底层人士一样无奈，在孩子上学、生病住院等具体事务方面，他们的竞争力其实也强不了多少。权利匮乏，让中产更加没有安全感。

《红周刊》：所以说未来关系将成为A股的利好因素。王文：是的。此次达成一致不仅对中美两方是利好，全球经济都会因此受益。此外，人民币有升值的趋势，这也会刺激境外的钱回流到中国。在多方面影响下，股票市场的风险溢价将会明显降低，因此我认为协议的签署对中国股市而言是实质性的利好。

从宏观背景看或许更能管窥一二。根据央行数据显示，2018年的第一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为5.5亿元，减去住户贷款，得出企业的融资额约为3.8万亿元，比起2017年、2016年同期直接锐减了0.96万亿元、1.63万亿元。“2018年以来金融严监管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动性在收缩，给企业做接续偿还债券的资金已经切断后，企业资金端偿还债券时出现问题，所以会出现目前市场的一些违约潮现象。”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资管新规之前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在做一些降杠杆的动作，资管新规出来后，金融机构开始加大力度开始执行降杠杆。